龙隐于野，天地玄黄。
五百年前，龙神秘失踪了，只留下一片鳞片。不祥之兆，笼罩天地。神龙不在，群魔乱舞，如果月圆之前找不到龙，生肖就要重选。蟑螂当道，天地间将肮脏不堪，富有正义感的女孩小珍，命运的阴错阳差之间，捡到了遗失到人间的龙鳞，这是寻找到神龙的唯一线索。小珍逐步联合远古神话中的其它生肖，展开一段惊奇的冒险之旅，终于找到被困的神龙，使神龙重返天界，恢复十二生肖所确立的天地秩序。
在搞笑中看完新片《龙在哪里》，却隐约觉得，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电影。神龙被困，沉潜，磨难，惊醒的故事，与中华文明遭遇磨练与重生的漫长历史重叠。隐藏了制作方在历史叙事领域的野心。
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
王者，并非独指人间的大英雄，更是指向国家和文明兴盛的大趋势。以世界著名历史学家、《全球通史》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来看，公元1500年是中西方文明的走向的分野。自此至今，正好是500年一个轮回。
理性与血性的双重衰落
万古如长夜。
神龙既隐，暗喻中华文明之衰落。虽然“崖山之后无中国，明亡之后无华夏”已成共识，但是，中华文明的衰落，在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全球两个坐标中，却有不同的意义。
中华文明自宋代达至顶峰，后遭游牧民族的残酷打击，元气大伤。但是一直到明代中晚期，中华文明仍在全球之巅。在技术领域，天工开物所记载的技术，与西方世界处于伯仲之间;在思想文化领域，王阳明创立的心学，兴盛于一时，并远播日本、朝鲜和东南亚。在经济领域，中国的生产力仍处于全球最高水平。冶铁、造船、丝绸、棉布、瓷器等产业遥遥领先，工业产值占世界2/3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。中国文明虽在相对衰落中，仍未有切肤之痛。
1500年之后，时势突变。
十六世纪初，倭寇之患愈演愈烈，明朝屡次禁海，中国的海上优势，逐步散失殆尽。在亚洲的贸易权，拱手让给欧洲殖民者，在西方民族逐步走向海洋的时候，郑和下西洋却成为中国的落日余晖，明末和继起的清朝，均奉行锁国政策，中国日益孤立于世，并逐步走向落后。
崖山之战后，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征服。蒙古人的统治不满百年，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的伤害巨大。中国主体民族的自信、开放、宽容不见了，变得残忍好斗，野蛮自私，这是明之后中国专制加强的重大原因。蒙古人开了很坏的头，先进文化被最野蛮的力量打断和倒退的模式，后来又发生在中华文明身上。满清甚至要求中国人剃发易服。日本认为宋朝以后日本才是华夏文明之正朔，而在明朝灭亡后，朝鲜也认为，中华制度独存于朝鲜。经过蒙古和满清两次杀戮，中华文明失去了自信，最有血性的民族之魂，被屠杀殆尽。奴性深植于国民基因之中。直到日本侵华时期，其懦弱和奴性至于极点。
中华文明日益走向封闭，而西方则经历文艺复兴，宗教革命，工业革命，社会革命等，迅速崛起为全球主导力量。
当中国以文字狱摧毁自由精神的时候，欧洲以文艺复兴的理性冲破黑暗;当中国的科技陷入李约瑟之问，创造精神消失殆尽的时候，欧洲的科技、文化、艺术全面飞跃;当中国日益内敛与萎缩的时候，荷兰、西班牙、英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，法国，德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相继兴起，纷纷开拓万里波涛。
中华文明不仅纵向持续自我衰退，横向比较西方世界，亦是相对衰落。中华文明的萎缩与衰落，以血性与理性的双重衰退为特征。
鸦片战争开始，中国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，从1840年至民国时期，中国对外战争屡战屡败，不仅如此，千年以来所残存的文化优越感，亦被摧毁。此前的蒙古和满清虽征服了中国，但是中华文明最终征服了征服者。而1840年之后，中国不仅在硬实力上落后，也在文化这个软实力方面落后。李鸿章称中国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就是指中国同时遇到外部军事政治的入侵与外部文明的入侵。
其后，无论是洋务运动，戊戌变法，辛亥革命，还是1949年的共和再造，中国数百年的复兴之梦，不仅是独立之梦，强国之梦，亦是文明复兴之梦。《龙在哪里》中的寻龙之路，亦正是中国人的寻梦之旅。
涅槃之后方可重生
《龙在哪里》里有个值得注意的情节，十二生肖在战胜各自的竞争对手后，需要集体跨越天庭门前的河流，接受水的洗礼，才可以重返天庭。预示着文明的复兴，必是新生，而不是复辟。中华文明的复兴，必以完成自身的嬗变，接受现代潮流，融合百家所长为前提。
从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再到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改良家步步试探，结果全都是死路。中国的落后，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落后，更是文化的落后，最后，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和改革开放，才彻底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。
传统到底是未来的希望;还是未来的包袱?对于所有曾经光荣的大帝国后裔，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。
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明分为四个时期：青春期、生长期、成熟期和衰败期。任何文明要想保持活力，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，倘若凝固封闭，则必被时代所抛弃。
亚洲最东端的日本，亚洲最西端的土耳其，不约而同地率先实现了现代化，巧合还是必然?
在变革时代，固有文明的中心难以产生新的文明，反是文明的边缘，往往成为变革的肇源地。作为中华文明边缘的日本，作为伊斯兰文明边缘的土耳其，更容易接受改变。
相反，固有的文明中心遇到的反弹强大，昔日辉煌极易造成幻想，如果不能完成对旧有文明的彻底改革，新的文明就无法建立。王国维投湖已百年，殉葬传统，忠义可叹，但中国不要回头，而更需开眼看世界，开眼看未来。
20世纪九十年代，冷战结束后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出版《历史的终结》，引起当世争议。福山认为，历史的终点就是实现人的自由。西方文明体系能够满足人性中这种需要，由此除了西方文明，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。
而几乎同时代，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一文的作者亨廷顿则认为，当今世界将存在七至八大文明，主宰全球的将是"文明的冲突"。他认为，未来的世界上将不会出现单一文明“一统天下”的局面，而将是多种文明并存。他提倡文明的对话，以解决文明的危险。在福山的祖国日本兴起了“新东洋论”，也不主张全盘西化。他们认为，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，西方文明并非永久代表最高文明。也并非尽善尽美。日本人还提出关于文明的三大共识，其中第三条认为，最高文明是相对的，文明中心是移动的。较高文明出现于文明的碰撞与交流。随着东方的嬗变，未来文明未尝不会以东方为中心。
龙已归来，却非从前之龙，而是浴火重生。
911的发生，就是西方文明不兼容所导致的悲剧。而西欧诸国债务危机的越演越烈，也昭示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危机。西方成为世界文明中心，已经500年。文明的中心与边缘，即将再变。世代更替残酷，时代潮流却浩大无边。
2010年，中国超越日本，跃升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，据预测，至2020年中国即可超越美国，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。当下，亚投行对于美国的布林森顿体系造成巨大冲击，迫使美国战略中心重返亚太，一带一路的宏大布局已就，以中国为轴心之一的新的世界秩序，已逐步形成。
但是，500年之后的王者重兴，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，更在于文明的再生与更新。融合中西文化，取各自精华，形成博大恢弘的新文化，而非文化的复辟，专制的僵尸还魂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不仅指实体的独立，更需精神的昂扬奋进。中国需要重回东方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。并建立对于世界的其它文明的辐射。作者：罗天昊
